对形上学问题的理解决定了朱子对宇宙的理解。
尽管现代大工业流水线将整个生产流程分解为非常琐碎具体的工序，然而整体上则以最终产品为导向，形成有效的上下游工序衔接，以流水线生产节拍驱动为节奏，最终形成完整系统高效的生产体系。具体而言，现代治理体系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
六腑为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其中前五者与五脏一一对应，三焦则更为复杂，以躯干部位划分脏腑。（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虽起源于欧洲，但是对传统的西方文明有了较大的扬弃。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对于公共治理问题也是一样，既要综合分析，以宏观态势去观察定位所发现的问题，也就是剖析治理问题的宏观层面，也要细致入微的切入其问题的根源，发现其细微的堵塞腐败之处。因此，公共治理要实现良治，就必须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作用，重视教育、道德、文化等社会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建设。
在中观层面，公共治理体系内部同样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法律、安全、教育、民生、卫生、反腐等各个功能部门，从而形成各部门相互协同的的复合系统。多种宏观要素对公共治理体系都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例如政治要素会直接影响公共治理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根本目的和大政方针。正是由于这种性是善的，它才有可能成为道义之门。
故黄式三接着说：式三谓下学，删订赞修之事。子贡曾经这样感叹孔子的学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由于形为乾坤之形成，故这两个用作其的而字，代指乾坤。何晏注引孔安国曰：下学人事，上知天命。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朱子深谙其中的玄机：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0.[汉]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
两举中人，以其可上可下。这两句话是说，乾坤形成，其抽象的、超验的方面叫做道。这就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易、作为易道的易和作为书的《易》，是易的不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一以贯之的。此段是专就人性的形成而言的。
在这里，散字与郭店《老子》道之在天下之在字完全一致。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下学而上达一语。如翟玄曰：化变刚柔而财（‘财与‘裁通——引注）之，故谓之变也。如果一定根据形，而上者谓之道。
【15】尽管上述二人分别从生活经历和治学方式两个角度对下学而上达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对下学和上达性质的判断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下学属于具体的、现实的和经验的层面，上达属于抽象的、高深的和超验的层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阴阳为气，因此他将阴阳也归为形而下者。
天地之资始资生，动植物之灵识生性，皆形而上者也。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由天地所生，在这个过程中，天地便将其性赋予人和万物，这样人和万物就拥有了自己的性。
在他看来，所谓阴阳变化就是易道，所以这三个易字皆指易道。可见，在这一点上，他同崔憬、朱子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说天在人体之上尚可理解，但天道为抽象之物，又如何可以在人体之上呢？器物为人所造，但除了鞋底、地板等极个别者之外，大部分器物又如何在人体之下呢？二、易的三种用法层层迷雾之下的真相是什么呢？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把含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的上下文摘录如下：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他描述的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思想史问题：阳明后学群体所研习的性命思想有过度伦理化、过度宗教化之嫌，其表现是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遑论经世致用。而这一思路的历史根源，主要是由于随着时代的变化，礼乐无法再起到塑造人的作用。这一思路在讨论宋元明清思想的延续性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此说深有所见，对于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大有助益。从由上而下的为政者损益制度颁行天下，转变为民间社会各遂其性（自治）的个体道德完善与群体伦理共同体建构。
治出于一是指以礼导民、治教合一。本文尝试从人与宇宙的关系出发，重新讨论理学基本问题，希望能有所补充。
从宋明理学发展过程来看，这两个维度贯穿于宋明理学理论体系之中，构成理学基本问题，进而在理学发展过程中成为推动理学思想衍化的内在张力。宋明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分化，正是两者构成的内在张力所推动的。
关于理学基本问题，前贤已有许多精彩论述。从中国经史传统的角度看，理学的上述特质具有特殊意义。本来在理学的诠释机制中，其理论特质是将作为天地维度的形上学与作为三代文明维度的社会政治建制作出一体化处理，个体生命的修养便成为激活礼乐制度并转化世界的动力之源。先秦以来的儒学传统向来主张以周礼为代表的三代文明广施教化，以文德润身。
而生命的修养，亦成为奠定和谐有序天地共同体的枢纽和通道。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是三代文明尤其是周代封建宗法的产物，自秦代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以后，古代社会一直面临如何损益以及施行周礼的问题。
儒家的政教理想可归结为天下为公，按郑玄的注解公犹共也，天下为公是指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为一家私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这是朱子指出的，直到二程的出场才说得透的理（《朱子语类》卷129），它为解决时代政治难题、回向三代之治奠定了基石。
陈畅，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归根结底，生意实际上是对人物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关联的一种形上学表述，而不仅仅是一种寄情于物的诗意体验。
生命在获得历史与文明的维度的同时，亦展现了礼乐文明的政教理想。在这一意义上，理学形上学在古典文教系统中本来就具备最根源的政教意义。清初黄宗羲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在他看来，礼乐源于封建（贵族）制，从汉代至唐代的中国社会去古未远，尚保留有封建宗法因素，礼制与时代脱节的情况没有后来的宋明时代严重。
另一方面，以人心情理为基础，理学视为三代道统的十六字心法与道心人心之辨得以上下其讲：往上讲，通向超越的性理形上学建构。治出于二则是指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轻礼乐教化。
这种对于人与宇宙关系的新定位，建立了工夫修养得以可能的前提，亦是三代礼乐得以更新并实现于当下的前提。所谓以性理为礼乐重建运动奠基，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宋明理学从宇宙秩序的层面定位人，进而重新诠释三代礼乐。
人与宇宙：天地的维度与三代的维度宋明理学的特质是从宇宙秩序的层面定位人，进而重新诠释三代礼乐，而生意论则是其理论基石所在。作为北宋以来回向三代之治政治思潮的产物，宋明理学以其独特的思路达致目标。
